香港音樂的個性與地方性

周光蓁

原刊於亞洲週刊 2014年5月18日 第28卷 19期

香港浸會大學「香港的音樂身份」研討會,講者表示音樂是個人表達多於其地方性。

三年前本欄介紹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主辦的民族音樂學會議,指出回歸後的香港音樂教育,尤其是大學音樂系,面對泰山壓頂的「一國」,教學、研究內容呈現越來越狹隘甚至單一化的趨勢。

上月下旬,該校客座教授韋慈朋(J. Lawrence Witzleben)博士再次組織另一場相關研討會,就香港的音樂身份,以「中國器樂的承傳、創新與挑戰」為題,邀請本地學者與演奏家,分別以演奏、創作、教學、評論等範疇,進行了一天的討論。

現時任教於美國馬利蘭大學的韋教授首先作題為「音樂、文化和身份」的報告,指決定一個地方的音樂身份是一件極為複雜的事情,尤其是處於中西、南北文化交匯的香港。但可以認同的是,「音樂作品是個人的,但同時亦是世界的……作曲家強調作品的個人表達多於其他地方性或民族性」。他以香港作曲家伍卓賢為例,這位現時在荷蘭鑽研爵士樂的笙演奏家,他的跨界音樂,有多少是香港的印記?

接著發言是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──韋氏的上海音樂學院老同學,同樣點出為香港音樂界定身分是件難事。他的講題「古今中西都會交響」本身就說明各大板塊在彈丸之地的時空碰撞,難以某一音樂總概之。他舉例說:「香港中樂團前任總監關迺忠現在身處外地,那他在任期間在香港創作、首演的作品算不算是香港音樂?」但他認為,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,這一個身份有別於大陸農村,但亦有別於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的南洋風格。這就帶出香港中樂團的主要藝術原則:「不拘一格、自成一格」。他為此感謝香港政府,因為大陸和台灣當局,都分別有給當地樂團指示,要求如何特色芸芸,只有在香港可以享受使用資源的自由。在樂團三十多年委約的兩千三百多首新作品中,有十六首是由非華人創作,因此很難單以樂器性質來看音樂身份。

兩個主要發言之後,各學者專家根據專業,一一分享心得。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劉楚華教授談古琴、前香港中樂團樂師何耿明談琵琶、香港大學音樂系主任陳慶恩談作曲、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主任余其偉談胡琴、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余少華教授論證粵樂等。主要論點仍離不開音樂為個人藝術追求,為之加上身份的標籤大多是外行人、或填表申請研究金等的例行型式,對音樂本身的實際意義不大。台下發言時,作曲家麥偉鑄總結得最言簡意賅:「如果刻意去找身份,反而失去了身份。」

到了音樂評論環節,我作了一個題為「僧少粥多:香港中樂音樂評論的現況與呼籲」,指出樂評對音樂身份形成是一有機組成部分。十九世紀不少音樂巨擘如白遼士、華格納、舒曼提筆書寫評論,有彈自己的、也有談他人的音樂創作與風格。維也納著名樂評家漢斯力克(Eduard Hanslick)更直接影響布拉姆斯的主要交響作品。另外英國大文豪蕭伯納更是筆耕極豐的樂評家,留下不僅是秀麗評論文章,而且記錄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倫敦的音樂演出實況,例如評述挪威國寶級作曲家葛里格親自鋼琴伴奏他的小提琴奏鳴曲、偉大小提琴家伊薩爾演奏孟德爾遜E小調協奏曲等,都成為珍貴文獻。今天的樂評、明天的文獻」是我的強烈信念。雖知音樂是從樂器傳到聽眾的一門藝術過程,要對所演音樂有深層次的回應,就得有專家聽眾,作專業評論。演與評是生的,只演而不評,用已故中國樂評親前輩李凌的話:不為後世人留下音樂演出的文字紀錄,那可是犯罪。

演出評論給後人作研究

資源是極珍貴的。每場演出動用大量資源,作品的所有演出者(包括作曲家)長時間的練、台前幕後道具和工作人員等,都涉及納稅人的錢。據專家估計,每場音樂會的成本公帑佔百分之四十。不把演出作出評論紀錄在案,給後人作研究時有所參考,這是極大的浪費。香港樂評大多喜歡錦上添花,給馬友友等大牌明星大量宣傳,鮮有雪中送炭。對於剛起步的年輕音樂家,他們在台上的第一次可能就如此付諸流水。可知道?朗在香港首演是哪一年?一九九八年寂寂無名的他與香港小交響樂?的首演沒有樂評,那就沒有文獻。中樂演奏的樂評更是鮮有。

因此我對在座的音樂家作一呼籲,希望他們出手,改變一下「僧(樂評)少粥(音樂會)多」這個畸形的現況。香港不是蜀中無大將,只是大將不出山,倒是連廖化都不如的當前鋒。為將來作研究留下次等文獻,我們當學者、專家都應為此感到羞恥。

會後有學者對我說,不為傳媒寫樂評是因為大學不鼓勵,免得貶低大學格調。另一位說,傳媒樂評不計算是在規定的每年學術生產,後者已佔用大部分精力,無暇寫樂評。

個人深信,有志者,事竟成。記得聖經說,人心堨R滿甚麼,口奡N說出來。如果是充滿不想寫的籍口,說出來的都籍口。我本人不寫的理由比他們更多,但只有一個理由要寫:那就是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,要對藝術負責。

教導新一代有承擔,就先由自已開始。



周光蓁
香港大學中國音樂史博士、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、香港電台節目顧問、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,現任《南華早報》資深作家。著有《中央樂團史 1956-1996》(香港三聯書店二零零九年)、《鳳凰詠——中央樂團1956-1996》(北京生活.讀書.新知三聯書店二零一三年)、《一位指揮家的誕生——閻惠昌傳》(香港三聯書店二零一三年)。

chouoliver@yahoo.com


《香港的音樂身份:中國器樂的承傳、創新與挑戰》研討會於2014年4月26日假本系演奏廳AST916舉行,邀得韋慈朋教授(J. Lawrence Witzleben)當特邀講者,閻惠昌教授當特邀演講嘉賓,及一眾本地音樂學者參與討論。

本文原刊於《亞洲週刊》2014年5月18日 第28卷 1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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韋慈朋教授(J. Lawrence Witzleben)及閻惠昌教授分別發言


本地學者與演奏家分別以演奏、創作、教學、評論等角度,熱烈討論


周光蓁認為,要對所演音樂有深層次的回應,就得有專家聽眾,作專業評論


作曲家麥偉鑄發言時總結,如果刻意去找身份,反而失去了身份


研討會後眾人合照